挥之不去的回忆-记我们这一班同学

                      李鹤鸣
 

    金秋聚会已完美结束,很高兴看到高二2班的老同学又重新活跃在老三届同学当中, 班上的同学有48人,能记忆起来的只有47人,第48位是谁,没有同学能记起来,好像他{她}已经在人间蒸发掉一样。除了三人已仙游,露面的同学有32人,当年高二的同学,曾是学校中的支柱,那时高一的同学刚进学校,梢嫌嫩了一点,高三的同学又都在准备高考,收拾行李预备离去。班上活跃于学校而闻名的同学有学生会主席彭纪立,学校团委黄炳权,高风文,学生会文娱委员何启佚,文革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温妮。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三十七年过去了,一班默默无闻的同学,浮上了台面,只有何启佚和温妮还乐在其中。网站站长陈贤庆,筹委郎中光和杜小钰当年在学校的大环境中还是默默无闻,如今已是独当一面的主将。还有一班幕后的女生,加上郎中光的夫人和欧荣新的夫人等无私的奉献。不同的是,当年的干部是奉旨而为,由上而下的。而今天的筹委是他[她]们拿出自己宝贵的私人时间,全心全意地为已分散了三十多年的认识和不认识的老同学服务,自下而上自动请缨。
        九月三十号,在三番市机场遇到分别已三十七年的刘象潜,是在我中学七年的同班同学。他在家里只是一只小象,但在班里却是一只大象,不笨的大笨象,在班上他的学业成绩顶尖,不过要上大学,在讲成分的年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乡后,不甘心就此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于是投奔怒海到了香港,跟着又到了美国。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老样子,不肥也不瘦,保养得很好,只是多了一点点肚腩,多了一点点潇洒。在怒海得到余生后,归顺了耶稣基督,在美国历尽了艰辛,尝尽了酸甜苦辣,坚持上了大学,现在是加州交通局的一个土木工程师。
        十月二号,到达广州,广州的天气,就象我们的心情一样,温度高到了极点。陈贤庆早已久候在机场,虽然几十年没见面,一照面就互相认了出来,他经过多年的惊涛骇浪,虽然在农场给浪费了十年的光阴,终于苦尽甘来,修得了正果,当上了一位中学的高级教师,三十多年的磨练,书生气味浓了一点,少了一点雄风,多了一点怆霜,说话还是一样的慢吞吞,虽然没有满口之乎者也,看样子已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学究,而且还成了老三届的领袖人物。
        还未到家,何启佚和杜小钰的电话先后已到,相约4号早上回母校会面。我接到这个迟来的电话,心里真有点受宠若惊,如果早在三十多年前收到,心情肯定不太一样。
      十月的  广州还有三十多度的酷热,真要使人喘不过气来,城市发展得太快,排污工程跟不上,城市的污染很严重。到处灰蒙蒙一片,不时会传来一股臭味,一出车门,汗水已把衣服泡湿,多痛快,在西雅图十多年,还未认真出过一次汗。
        第二天,约了彭纪立到中山图书馆里的书店买了十八公斤重的书,与彭没见面已八年,那天他的腰疾复发,腰直不起来,这可能是早年的军旅生捱腰受伤所至,人至中年,也明显的发福,但是说话已是没有当年那样的雄厚,那样的果断。由于他是工人家庭出身,从初中开始,就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应该能很顺利地上大学,或许还可以当个不小的官。文革后期当了几年兵,以至不能参加文革后期的权力再分配。离开部队后,一直在社会上浮浮沉沉,最后在中山图书算馆定了下来,当了一个小小的官。比起其他留城的同学来说,官小得多了。多年的磨练,斗志和雄风好像也给磨得七七八八,已没有了中学时代的一点影子。在整个聚会期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好像在思考,有点心不在焉。本来应该是聚会的主人,但却自我变成了一个客人。
        下午到广州碧桂园走了一个圈,广州变化太大了,到处高楼林立,已没法看到当年的丁点样子。看来整个城市规划有点乱,但不管怎样,广州的人民富裕了。在回程的汽车上,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有人的钱包给偷了,为了等公安,在车上给关了一个多小时。
       四号一早,回到了母校,新建的大门,宏然立在眼前,我在门前徘徊,犹豫,疵疵地望着这个似乎熟悉却又十分陌生的大门,四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呆过四年,今天又回来了。那时是十二岁的小孩,现在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学校变化十分大,一座高楼
代替了旧礼堂,旧医务室也给一座多层的饭堂所代替,我们集中在图书馆楼上的小礼堂。礼堂里热闹非常,王嘉义,温妮和郎中光正在采排, 王嘉义是高二1班的,温妮当年在动荡的年代中,任学校革委副主任,一听到学校要抓人,立刻一溜烟的跑到新疆,一呆就是三十多年,新疆的生活对她很适合,心欢体壮,她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还能舞笔弄墨,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五十多岁的人,却像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近几个月来,五月在新疆,七月又接到她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一霎眼,又跑到欧洲去了,当然在聚会期间,她又站在台前,宣布金秋聚会开幕。其大作三十多万字的“赤玫瑰”正在部分同学间传阅。用她的丰富的思维和精彩的文笔,歌颂了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了伟大的人民的挣扎和奋斗。她在班上的化名叫大头F,F代表什么,查查化学元素表就可以知道,其实该叫她大头虾,经常丢三忘四的,四号晚上就在出租车上把钱包和证件丢光了,这是三十多年都改不了的习惯,看她天掉下来当被盖的样子,就知道这不会是第一次了。
      郎仲光变得肥胖多了,学生时代很清秀,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在文革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文革后,免不了下乡的命运,在几年艰苦的农民生活中,并没有把学业荒废,而是更加发奋,离开农村后,一直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坚持修完了大学的课程,之后在商场上就一直一帆风顺,奋斗至今。听他宣布金秋聚会开幕的声音,既雄亮,又充满了自信。
       小礼堂里一班人在叽叽喳喳互相抢着讲话,由于老花加上近视,不得不仔细地瞄一瞄,只见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同志,正围着李仰武老师在谈天说地,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原来都是班上的女同学,虽然都已五十多岁了,看上去还是那么的青春,还是那么的活泼。分别了多年的老同学,见面时这样的开心,特别是广州的老同学,更是特别的亲热,反而是我们这班远离家园的游子,面对这班热情如火的老同学,显得那么的腼腆,那么的陌生。想当年她们拿鲁迅的虎皮当大旗,在文革中把学校搞得热热闹闹的情景,还历历如生地现在眼前。她们也一起下到农村,坚持到最后一刻,以后陆续给分配回广州,才给分散掉。
        那位苗条的女生不是何启佚吗?我们也是七年的同班同学,是班上旗派留城的唯一的一位同学,南洋一个小岛的侨生,爸爸还是侨中的数学老师,我们念初二时的班主任。她在二轻系统当了多年的工会主席,广州的人大代表,早几年才退了下来,现在还是某区的侨委委员,歌舞团的主角。如果看到她在舞台上那轻盈的舞步,你会感觉到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这时一位女生过来打了个招呼,我定睛一看,何江宁,是班上最健壮的一位女同学,外号叫吨半,现在虽然没有吨半,少不了还有半吨,文革初期我们在学校是第一批踏上步行窜联的长征路,还有人仔张昌育,朱金莲,小鬼秦新仁,大头F温妮,初三的何江平,花了三十天,从广州走到韶山。那位不是黄丽芳?也当了一个不小的官,还是街道的党支书。当年没跟我们这班傻瓜下乡,敢于与那歪政策对着干,是个勇敢的人。在街道的民办企业中,发挥了她的作用,后来也上了大学,毕业后,饮水思源,还是回到街道的企业中干到退休。只见吴剑眉坐在李老师的旁边,安静地听着谢蕴如在讲故事。从农村回城后,分配到石化工司工作,她还是那么的文静。谢蕴如在农村中把身体搞坏了,回城后又不会保养自己,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中,革命加拚命,想把在农村中给浪费掉的时间抢回来,给繁重的财务工作压扁了,成了班上的林黛玉。
        李老师也算是高二2班的人,在高一时谢孟录老师去了搞四清,李老师做过一段时间代班主任,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教打棒球,郎仲光接球后把球棒往后一丢,刚好打在李老师的嘴上,把李老师的门牙也打掉。
       人仔张昌育,挤了过来,免不了握握手,道声好。离上次见面已有八年了,还是那么的活泼,笑容满面,矮矮的个子,显得特别的年轻,记起有首歌名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看他那股用不完的劲,就知道他在工作上不服输的劲是多么的大了。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像风一样飘了进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周少芝从香港匆匆赶回来,这个年代,人人都在减肥保持身材,她可以拿满分。还是那么的小巧,精灵。她在香港相夫教子,把生活都放在孩子们的身上,两个孩子都有很大的成就。她还是香港一个业余合唱团的歌手,一到会场,立刻上台献上一首充满回忆的歌曲。甜美的歌声,立刻把同学的视线引了过去,随着歌声,何启佚和温妮翩翩起舞,笑声,歌声,音乐声,交汇成一片愉快的欢乐声。儿时的欢愉,又重新显现在老同学们的脸上。想起以前的她是一个羞诘的女孩,在大众的场合,都不大吭气,安安静静的。在热闹的气氛中,大家都忘了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家了。
      正当大家沉醉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立刻把同学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一起,全身充满搞笑细胞的高保乐出现了,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激动,那高大威猛的型像,是女孩子们心仪的对象,外号是西瓜,什么意思,当大热天一大块西瓜送到你的口前时,那种体会你应该能想象得出来。他就是那么的一个人,在哪里出现,哪里就会有欢乐,能跑会跳,还是万能舞王,不管什么舞步,都能幽默悠然的跳起来。当舞台上高宝乐和何启佚跳起那轻快的舞步时,有点像坦克车拖着一只小绵羊,但却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当然,在那阶级斗争疯狂的日子里,由于有个知识分子的爸爸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不能受班上无产阶级们的欢迎,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所为。到了美国后,一直在纽约的铁路局里做事,已是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中午,陈贤庆和刘象潜才从外面走进来,海外的游子最向往的是儿时的回忆和经历,三十多年的离别,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走看看,陈贤庆是最好的导游,他们从昌兴街走到越秀山,从体育馆走到珠江旁,广州变化之巨,实在令人吃惊。故国情,游子梦,今天总算得以偿愿。
       在广州,万事不离吃,“吃在广州”是一句名言,久违了的广州美食,是我们多向往的事情,给在广州的同学猜到了,我们给带到泰康路的幸运楼,海珠广场好象大了很多,有了几座新的高楼陪衬,显得更漂亮了,远远的又看见有几座新的海珠桥,横跨在珠江上。但珠江水已没有以前那样的清澈,变得黄黄黑黑的,三十多年前,我每天都在江里泡着,顺着珠江的激流,游它三十多公里,到石门。有时会从中山的黄圃,游到小榄,更多的时候,是在小榄和顺德之间翻腾。
       杜小钰算起来还是远房亲戚,二十多年前,在纽约妹妹家,看到妹夫在给表姐写信,落款是杜小玉表姐收,我才知道有了这一门远亲,多了一位表姐,也是这样,才和班上的同学联系上。她在班上还有一位大伯爷,张国胜同学,是班上亲戚最多的一位。还好是现在才知道,如果在三十多年前,一给上纲上线,大家都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给搞出一个什么罪名的小集团来。在农村回城后,当了幼儿园院长,就是一个有我讲没你讲的那种学校的院长,一直干到下岗。也是能唱会跳之人,这次金秋聚会,落力不少,是筹委之一。
      说到张国胜,外号叫辣椒,以前是尖头辣椒,现在变成了灯笼辣椒,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艰苦的日子已过去,人也长胖了,现已退休,过着优哉游哉的寓公生活。
      看到了班长蔡为霖,不知是我胖了还是他瘦了,左看右看总觉得稍少了点什么,以前在班上,他也是几个大巨头之一,花名叫“水牛”,可能保养得好,现在是刚刚好,不肥也不胖,少了那么的一圈,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太习惯。离开农场后,作了一段时间中医,后来又从商,在商界混了十多年,现在已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人。只要三杯黄汤下肚,心中的话儿就会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吐露出来,他还是那么的风趣,那么的健谈。
      上次见到欧荣新,还在为成分的问题抱怨,为爷爷的事情抱怨。他的一家,都因为爷爷的事没处理好,给弄得鸡犬不灵。在以前我们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会给一种奇怪的形而上学理论所套牢,像你的名字一样,从娘胎开始,就牢牢地把你套紧,好人和坏人基本上定形。而且一代传一代,终其一生不得改变,这叫“成分”。在“成分”的划分下,人给分成十四类,红五类和黑九类,工农及其子弟,由于他们很穷[?],给有钱人做工,受了他们的剥削,于是他们就是革命的人,他们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成了坚定的革命分子。而知识分子,给有钱人做工,写文章讨好有钱人,作音乐欢愉有钱人,搞科技歧视贫苦的人,都是帮助有钱人剥削穷人,于是就成了反动的阶级,属于专政的对象。而他们的子女都是坏种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多么奇怪的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古人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于是臭穷酸就升格当了有钱人,读书人都给古人害了。班上的同学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多,班上只有8位是属于红五类,其
他的都是狗崽子或其边缘人物,也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一个和平的班级,就分成两派,一派要专另一派的政,平常和和气气的同学,很多都是五年的同班同学,一夜之间就翻了脸,开始还有争论,后来就打起架来,用武力来确定真理。大家都作了傻子,给领袖玩弄在股掌之中。这次回来,没听欧荣新再提,社会进步了,很多政策也有了改变,以前的种种不快,也都烟消云散,朝前看,朝钱看,往事如烟,烟消云散。何必自寻烦恼。他现在已是一个建筑装修公司的老板,也就没有了“成份”的烦恼。。
      莫宝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这次聚会,其行程匆匆,八十年代去了美国,一直在三番市发展,她在农村一呆就呆了十多年,早年我在香港,周少芝还要我以她爸爸的名字,去信公社询问她申请到美国的进展。到78年,我离开香港,她还在农村等候批准。她说话的
语调,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没变,人还是那样的漂亮,活泼。
      饭毕,我们都到省总工会大厦,准备晚上的高二2班的大团聚,老同学们都集中在刘象潜的房间里,闲聊起来。从天南海北谈到海角天涯,从祖国的动向讲到美国的生活。莫宝珍和刘象潜还买回来很多水果。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其中还见到不少别班的同学,他们中不少人才刚下飞机,都住到这里。
      时间过得真快,晚上七点到了,同学们急不及待地走向聚会厅,厅里已聚满了不少人,只见梁 正元站在房门的左角,和几个同学在说着话,我走到另一边,和另一些同学打了招呼,晚上来的人真多,谢孟禄老师,李仰武老师和他的太太,还有黄炳权,司徒国正,黄丽蓉,詹康年,梁顺仪。梁成绍正在香港到广州的旅途中。
      黄炳权,司徒国正和彭纪立三人坐在一起,没有主动和其他同学交谈,可能大家的经历不同,扯不到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干部,其话题应该是很严肃的,说不定每句讲话都必须由秘书打稿,绝对不能出差错,因此已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中,泛泛而谈。而大部分的同学曾经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故此讲话都会很轻松,无所不说,无所不谈。或者文革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我不知原因,也只能瞎猜。和司徒说过几句话,也只是一问一答,很乏味,已没有了当年的耿直,在短短的交谈时间里,亦知道他的工作很出色,广钢大部分单位已下马,但他的单位还很有成绩,坚挺不倒。这也是老三届的功劳,领导有方。一班同学里面,黄炳权我一直认不出来,所以没有打招呼,当我想起是他时,人已不见踪影,他是水上人家,不知耳上那只耳环还在不在,现在的年轻人还挺流行的,我的女儿还在耳上钻了好几个洞,那时的他已走在时代的尖端。还有梁正元,只是来打个招呼,就不见了,我也只是远远的见了一面。只希望
下次见面,他们能作出主人的样子,发挥主人的作用。
     詹康年变化也很大,在两天的团聚中,只是坐着永远保持着微微地笑,也不大愿意开金口,官做大了,要有做官的架子,不能失礼,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我想这也是做了大官们的通病吧?我很幸运,居然找到一个机会和他拉扯了几句话,和当官的说话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想起来,不知是我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其实看到那么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应该开怀大笑,笑三十七年前的愚味;笑三十年期后的醒觉,笑苦尽甘来,笑大家欢乐的重聚。
      只见刘象潜走了上来,邀请黄丽蓉,吴剑眉,周少芝合照一个相.。这是班上的四大才子[女],由于都是白专人才,所以都不能加入共青团。[或者说,团里的人认为他们是白专人才,才不要他们参加]。高一搬校时,老师指定他们四人帮助侨生申竹芳补习功课,不用参加搬校劳动,而申竹芳没有来参加补习,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玩了一个假期。这次聚会,引起了他们的愉快回忆,并留下了美丽的照片。
     黄丽蓉就坐在我的斜对面,高高的个子,面貌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清秀,还是有那么多话要讲,不时还引起一阵大笑,她回城后,分到广重,并在那里作了一个牙医。给一个那么漂亮的医生看牙齿,给拔光了也不会知痛。
      只见谢孟禄老师在和同学们愉快地谈话,念书时我们十六岁,她才三十二岁,离开北师大没多少年。现在已七十二岁了,看起来比很多同学还年轻,特别在心境上。侨中解散后,在五中教书一直到退休,退休后的生活更多姿多彩,除了在国内走遍大江南北,还到过十四个国家旅游。记起少年时的调皮,还沥沥如沐。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我的文科是班上最差的一位,拿到那么多作文分数,最高不会超过七十二分,记得在高一时,有一次作文考试,写了一篇 顽虐的文章 ,满纸废话,这种作文当然过不了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得了59分。
     还有一次,作文是写我最爱的人,就写了我的爷爷,一个归侨医生的故事,中山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结果老师给我写了很严厉的批语,一个医生是不能也不会做好事的,我歌颂了他,所以我也只能拿到六十二,三分,对着这样的批语我也只能苦笑,从此我就学会了隐瞒自己,再也不写什么真实的东西了。那次温妮写了一篇有关枪的经历,也公开受了很大的批评,她那篇文章写得很生动,至今还记得其内容。 谢老师在整个高中阶段,都是在我们班,特别在高一高二这两年,她为班上的同学费尽了心思,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伏案批改同学的作业,一字一句,毫不放松。特别是在那阶级斗争风声鹤泪的日子里,作为前线上的第一分子,除了自保,还得为同学们引航和护航。虽然我在班上只是个属于不入流的学生,也没有那个老师对我正眼看过一眼,但我还是能深切地体会得到。
    开餐不久,梁成绍终于赶到,那高瘦的个子永远是风尘朴朴的样子,眼睛总是闪烁着快乐的亮光,我离开农村后,流浪过几年,多年的同学只有他经常出现在我的身旁,在香港的一段日子,我们也经常见面,打麻仗,饮茶,还一起上过学。到美国后,只是偶然有个电话,一分手,二十七年就过去了。高宝乐与他同是六中的同学,一见面就要考考他,要他认出所有的同学,还要赌点什么的,梁就装傻扮朦,把大部分的同学玩了出来,有几个就说认不出来,给足了高面子,这个忘记了的后面,也包含了极大的意义,忘记了就好,往事已过,还记他干嘛,是的,三十七年已过,所有仇与恨,都该化作烟和尘。
      梁顺仪也是7年的同班同学,但在我的记忆中已没有了一点的印象,听说她在工作上,也有不少的成绩。 
      这天的晚上,老师和同学们足足坐满了三大桌,吃了什么,早已忘记,俗语讲,有情饮水饱。吃什么也不重要了。老三届的人,都是长情的人。这次一别,又不知何时再重聚。
     十月五号,一早回到学校,学校里已人头涌涌,虽然37年的分离,一班的故旧,又现在眼前。街防曹健,初中老友黄现保,世交石嘉恩,老死陈育贤……一见面都认了出来。
     失踪了多年的叶思铎出现了,他永远保持着那种给人神神秘秘 的感觉,我们的同学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请了出来,聚会完以后,又急急脚地离去,他太忙了。从农村调回广州后,进了中大读书,现在是一个中专教师。
      何玉梅也现了踪,在香港时我们也经常见面,她结婚后,就收心养性,很少和其他同学来往。她是柬浦寨华侨,学生时代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拿过书法奖。
      在多年的艰苦生活后,本来可以在同学中发展出几段浪漫的爱情,但艰苦的生活让人们的头脑也麻木了,我们的同学在农场回广州后,对着心仪的女同学居然没胆把心里的话儿说出来,缺了临门的一脚。哎,那样窝浪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班的男同学身上,算了,不提也罢,有失面子。
       值得记忆还有高凤文同学,高二时坐在我的后排,是最关心我的一个人,经常在饭馀课后,和我谈思想,叫我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那时的我,只是一个木头人,根本不知我的家庭反动在那里,辜负了她的好心。她是班上成分最好的人,在父亲的基因里遗传了革命的因子,因此在毕业的分配中,留在城市,一直在做人事上的工作。退休后,转到钱的革命上去了,做了一个出色的推销员,那种死缠烂打的革命精神,使每一个同学都害怕,这次聚会,居然没有一个敢打电话通知她。
       我在广州碰碰撞撞走过了二十年,年轻时的学生生活就在这里度过,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这里的风风雨雨,这里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啊,广州,我忘记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