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故人回

                                                   陈贤庆                                            

                                                   (序)

  公元2005年10月5日中午大约12时,当郎仲光、温妮、王家义三位大会司仪宣布广东侨中老三届05金秋聚会大会圆满结束时,筹委会主席宏守基,以及黄卓銮、杜小钰、何启佚、陈贤庆、洪子群、梁继兴、曹淑敏等筹委会成员,当然还有黎康乔等海外归来的热心校友,都长长舒了一口气,尽管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最主要的一项议程——10月5日上午的大会,总算完成了,而且是在近乎完美状况下完成的,怎不让人感到欣慰呢?

  组织一次校友聚会,似乎并不算难,许多学校的校友们都曾组织过,但是,要组织一次有国内外四百多名多校友参加的聚会,不容易;能使近百名海外的校友,尤其是远在美加的、尚还在为生活奔波的数十位校友们也能回国参加聚会,就更不容易;这次聚会并非由母校组织,又没有某大财团资助,只靠几位热心的、尚有本职工作的同学具体操办其事;筹委会的成员虽不乏“老总”“经理”“委员”“主任”“代表”等角色,但是,在诚信欠缺的今天,要统筹指挥并不在自己“辖下”的数百位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同学,就更加更加不容易!

  往年的校友聚会,或者是一般学校的校友聚会,往往都是在某天大家相聚在母校,握手、拥抱、寒暄、吃饭、分手……如是而已。这样的聚会,我们觉得太对不起从林肯的故乡,从白求恩的故乡远道回来的校友了。 我们认为,要么就不搞,要么就搞得象模象样的,于是,才有了成立筹委会的提议。而筹委会的成立,使得这次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是聚会成功的关键。

  筹委会考虑到各地校友的特点,确定了聚会的最佳时间;筹委会物色了各班的联络员,使聚会的消息能广而告之;筹委会确定了统一的收费,并使之合理地支出;筹委会多次与母校联系,解决了会场、饭堂、车辆等问题;筹委会制作了精美的 相册和纪念瓷碟,为聚会增添了色彩;筹委会聘请了专职的摄影师,对这次聚会作全程记录;虽是校友聚会,但筹委会没有忘记母校的老师,有近四十位当年教导过我们的老师参加了大会,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筹委会精心策划了主会场的议程,使得一个半小时 的大会安排紧凑,节目丰富多彩;筹委会与时俱进,传统的聚会中融进了先进科技的成分,使许多同学眼界大开,并获得嘉宾三更罗先生的盛赞;筹委会照顾到各类同学的需要,参加聚会的内容有半天、一天、两天 以及半月之选; 筹委会特别为美加及港澳的一些同学安排了既经济又舒适的宾馆;筹委会安排了既有维新路侨中,又有瘦狗岭侨中的参观路线;筹委会安排了既有城市风情,又有乡村气息的去处;筹委会特别为美加同学安排了省内外五天的旅游活动,让他们到 四个城乡感受祖国的巨大变化……

  这次金秋聚会的成功,筹委会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如果缺少了技术上的支持,也难以操作,这就使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广东侨中老三届网站的巨大作用了。政治学上有“内因”“外因”的概念,我觉得,老三届网站也好,筹委会也罢,都是外在的因素而已;广大同学,尤其是远在美加的同学们,对筹委会的信任,则是最重要的支持;而这次金秋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基础,则是广东侨中老三届校友那浓浓的情谊,正是这种割舍不断的情谊,使得我们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相聚。没有这种情谊,哪怕处于比邻也不想相见。

  以上是为序。

                                             (一)

  05年10月2日中午,我坐宏守基同学的车子,到位于花都的广州白云新机场。我们要接的同学,是原高二(2)班的、现在生活和工作在美国三凡市的刘象潜同学,和原高二班的、现在生活和工作在美国西雅图的李鹤鸣同学。他们乘坐的班机从韩国首尔飞来,11点25分到达,但他们出闸时,则差不多是一小时之后。李鹤鸣坐亲戚的车子 离去;刘象潜则坐我们的车子进市区。

 刘象潜,和我小学开始同学。绰号“大象”。给他起绰号时,小朋友并不知道他家里还有多头“象”,到知道时已难以改口,于是,其兄在旁时则叫他“小象”。还有昵称“阿潜”。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就用“阿潜”称之。

  1972年的夏天,落户在宝安县某公社的阿潜,和另一位同学在蛇口的某个僻静处下水,之后,在海上漂浮了十个钟头,他们终于能脚踏实地。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拖着疲惫的身子,踏着黎明的微光,他们来到了一户乡村人家的门口,忽然,阿潜听到屋内传出收音机的声音,那是尤雅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可能记错了),他长舒了一口气,心中狂叫着:“到了,到了!……”屋内出来一位老太婆,把他俩让进屋里,并给他们冲了一杯“鹰唛”炼奶。阿潜喝下这杯热腾腾的牛奶,立即觉得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好象扩张起来,整个人处于一种欲仙欲死的状态!他感到,在自己二十四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以上一段文字,如果读者以为是“小说笔法”,那就太冤枉我了,这是我和阿潜再度相逢后,他告诉我的一个往事细节。阿潜到香港后,生活了两年,然后又去了美国。由于种种原因,在广州生活过二十四年的他,竟然在费翔高唱了多年“归来吧,归来呀,漂泊四方的游子……”,仍不见归来。如今,当他重新出现在老同学跟前时,已经和故乡广州分隔了三十三年了。

  生活在广州的同学应该感觉到,三年不去西关,两年不去东山,一年不去河南,你就会迷路,三十三年,你还能看到这座城市多少旧日的痕迹?难怪一下飞机,阿潜就问:“怎么不见了白云山?”是的,去年才建成使用的广州新机场,他又怎能有印象?车子沿着机场高速往市区开去, 江村、新市、三元里一带的农田何处去了?阿潜一点还乡的感觉也没有,仿佛去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一直到了内环路,经我们的指点,他才认出越秀山边的那座电视塔。车子往前走,也是经我们指点,他才认出那并不显眼的白云宾馆。上述两座建筑物,都是文革前的产物,仍能铭刻在远方游子的心中。

  我们到了越秀南路的广东工会大厦, 得知来自美国波士顿的杨兴德校友已先期入住,但未见其人。阿潜在广州虽有房产,但他早就在此大厦预定好一个房间,内有两张床,要我来陪他数天,以解数十年来相思之苦(这话似乎应用于情侣)。广东工会大厦的老总是我们的校友洪子群。洪子群虽是初二级学生,但也到了雷州半岛,与我同一农场。我和他不仅是场友,也是农场宣传队的队友,他能歌善舞会演,我们一起宣传过“主义”和“思想”,一起《急速出兵》袭击“座山雕”。他回城后学医,想不到现在管理一家旅行社和一所大厦。也幸亏有他,我们海外归来的不少同学能有一个共同的住处,又方便又热闹。阿潜到来后,洪总也来表示欢迎,谈了一会儿话。

  我们放好行李,然后与宏守基到四楼的餐厅用餐。是日有些闷热,但还不至很难受,然而,阿潜却频频拭汗。他说:“三凡市虽也有夏天,但不会闷热,很少出汗,怎么这里……”这位人兄,出国时日久,连汗腺也发生变化了。不过,餐桌上的食物——一些普通的鸡肉、青菜和鱼头豆腐汤,却让他感到十分满意,他说:“鸡肉很有鸡味。青菜很新鲜!很好吃!这个鱼头都归我了 !”看到他吃食的样子,我忽然产生了生活在中国的自豪感:“啊,原来在美国,是无啖好食的!……”

                                            (二)

  中午稍作休息,阿潜就急着要外出,因为他觉得还没有回家之感。于是,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坐的士到阿潜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中山五路昌兴街,寻找那祖屋。

  我们先在北京路口下了车。那四周的情景让这位远方归来的游子晕了头,放眼四顾,终于发现了那被高楼挤压着的财政厅。于是,才想起了太平馆,想起了美利权,想起了新以泰,想起了儿童公园……于是,他不停地用数码相机拍下各处遗迹。

  昌兴街是一条很幸运的小街!时至今日,它竟然能身处闹市中央而不被推土机推平,再被数十层的高楼压住。据说,是因为越王在保佑,它的地下就是“文物”!这事,暂且不说它了,还是回顾我与这条小街以及街内22号那座洋楼的渊源吧。

  我以前住在越华路小东营,离昌兴街很近,所以经常会路过。但是,1966年夏天,某日黄昏,我那曾在江西、广东、浙江、广西坚持抗战了七年的父亲,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现行”的查不到)!父亲被斗家产被抄,我有家难归,而在广仁路、广卫路一带夜游。这时,和我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的阿潜碰到我,把我带到家里,阿潜一家收留了我,使我暂度难关。于是,我和阿潜,以及阿潜的家庭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居住的22号那座四层洋楼的三楼,成了我经常的去处。1967年春,广州这座城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派仗犹酣;学生们要么闲居在家,要么参加什么派去捍卫什么路线,和曾经与自己同校甚至同桌的同学打仗。我和阿潜都觉得,我们不是打仗的料,又不甘心于浪费光阴。感谢上天给了我们灵感,使我们想到了学习拉小提琴。于是,我们各自花二十元买了一把琴,跟别人借了一本《霍曼》教材,便开始自学。地点,就在阿潜的家;时间,每天的晚上。由于在那座洋楼的三楼,每晚都响起琴声,不久,又把另外一两位青年吸引过来,于是,每天晚上,三四把小提琴齐声奏起,那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斯特劳斯、马思聪等的乐曲或许可以传到中山五路或财厅前。除了学习音乐,我们一班志趣相投的青年,还组成了一个类似“文学沙龙”的圈子,一起阅读雨果、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由于这段时间持续了近两年,发生的事不少,我不便在此赘述,熟悉和关心我的读者,都应该在《我的音乐之路》《我的文学之路》《仙乐风飘处处闻》等篇章中了解了每个细节。1968年11月6日晚,我与阿潜分手,从此天各一方,直到去年10月,阿潜的大哥(真正的大象)与母亲从美国回广州探亲,邀我见面,我才再一次踏进此楼。旧地重游,当时已颇多感慨,归家后填得《渔家傲》一词,词曰:“闹市昌兴一小路,我来不觉沉沉步。三十年前行乐处,人何去?沧桑世事难倾诉。    此夜相逢忆今古,当年屋内提琴举。乐韵悠悠窗外舞。楼如故,重游更觉酸甜苦。”这首词当然不能算“绝唱”,但也被选入《中外现代抒情诗词精选》一书。

  至于阿潜与故居的关系,应该由他自己来写,我这里只能略作叙述。曾经准备与广州共存亡,坚决不上山不下乡的阿潜兄妹,在我到雷州半岛后不久,也阻挡不住“革命的潮流”,落户宝安某公社,留下了年老的父母在广州。阿潜的老父,历史虽复杂,但绝对是位正派的好人,母亲是位小学教师,文革前光荣神圣得很。不料,大概1969年,这位爱心无限辛勤工作的女教师,一夜之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刘老伯,也难幸免,大概被打成“资本家”之类,于是,双双被扫地出门,遣送南海县大沥之大范老家。那座由阿潜的外公从美国寄钱回来购建的楼房,于是变成了“公房”。改革开放后,侨房政策得以落实,昌兴街22号也物归原主。阿潜兄弟各得一个单位。由于主人们都到了美国居住,此房产由他们的一位 周姓亲戚居住并管理。

  昌兴街虽然多了一个门楼,但街内的楼房依旧,只是多了些店铺;22号楼房的外表依旧,四邻的景象也基本保留,所以阿潜并不需要寻找,便很容易走到它的面前。亲戚周先生夫妇 已在楼下等候,把我们引上楼,引到屋内。旧日的屋内,有一个小客厅,有三间由木板隔开的小房间,还有厨房、厕所;我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在那客厅。如今,屋内的结构及装修已经不同,无法找到昔日的痕迹了。忽然,我发现了一张红木长椅(广州人叫炕床),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遗产吧。客厅外有个小小的阳台,正对着昌兴街,我们特意在那里站了一会。我记得,当年,当我们拉琴拉得累了,会在那里站一会,看看街中的景象。我还清楚地记得,斜对面阳台上,常站着一位很漂亮的少妇(可能),不知是否很欣赏我们的演奏。

  “直到现在,我才有了回到广州的感觉。”站在四楼的天台上,阿潜说,“不过,周围的环境变了,以前在这里可以看到越秀山,可以听到越秀山足球场的呐喊声,现在四周都是高楼,满耳都是车声了。”我说:“你再不回来,恐怕连这条街这幢楼都看不见了。”在某处楼梯的拐角,阿潜忽然停下来,指着那地面说:“这地方,我曾坐着过了一夜。”“什么事?”我很想知道。于是,他便忆苦思甜似的给我谈起一件旧日的伤心事。某天,阿潜从公社回到广州,想在四楼某亲戚处过夜,不料,无偿居住他家房子二十多年的某亲戚,竟然不让他进门。这位二十岁的“落难公子”,只得坐在那楼梯上,忍受着蚊子的叮咬,流着泪过了一夜,初次尝到了世态炎凉。“‘三十 二年金山梦’,下一句该对什么?”在旧居中,阿潜多次问我,我一时也答不出。有一位“诗人”也写过“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句子,不过,两人的感受肯定不会相同的。

  临离开时,阿潜望着这幢外表残旧的楼房,说:“三年吧,三年后再回来一趟,回来后就住在这里,住久一些……”

                                               (三)

   离开了昌兴街,我们穿过一些小巷,到了广大路。阿潜还记得广大路那肉菜市场。“我有时也来这里买菜的。”阿潜说,“不过现在品种更多了。”的确,现在有哪个市场是只卖肉菜的?然后,我们沿着中山五路往西走去。在新华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小楼梯,我们停下来。“区老师就住在这里!”阿潜说。我们都还记得,有一位小提琴教师曾住在二楼,当年我们曾到过他家请教。老人现在肯定作古了,或许他的两位同样富有音乐才华的漂亮女儿仍健在吧?到了新华电影院的另一边,阿潜问:“那些卖粥粉的档口还在吗?”我们往那小巷望去,似乎已没有粥粉档口了。当年,晚上拉罢琴,我们会到那粥粉店吃夜宵,一毛钱一碗的鸡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一边吃着粥,一边也谈谈音乐,谈谈文学,谈谈人生,谈谈理想。有时,我们正吃着粥,数辆载满红卫兵的大卡车呼啸而过,车上的身穿绿 色或新或旧的军装的同龄人,正向这两位“逍遥派”投去鄙夷的目光。

  转入吉祥路,我带阿潜到中央公园走走。中央公园里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如大门,如凉亭,如石凳等,阿潜还是记得的,但过去公园四周那富有特色的半开放的围墙不见了,公园成了开放式的,难怪游人众多。“过去,我经常爬围墙进去的。”阿潜说。我笑笑。是的,过去也有坏孩子,但是,过去的孩子,最坏也是坏到“爬围墙”这个程度了。公园内有各式人等,阿潜最感兴趣的,是两类人,一是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另一是围在一起踢毽子的。而这两类人,多是中老年人。“广州人生活得很悠闲潇洒啊!”阿潜感叹道。是的,在国庆假日,在公园之内,的确可以感受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这种景象,是阿潜离开广州之前的数年间不可能见到的。当然,目下的中国,也还不是人人都过得悠闲潇洒的,凉亭中草地上栏杆边的游人,可能不少就是下岗人士,正思量着自己的医药费,还有儿孙的教育费……

  离开中央公园,我们继续往西走。作为老广州,最熟悉不过的,应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的,就要数这两条最热闹的马路了。阿潜想看看哪是大马站哪是小马站哪是流水井,但都不见踪影。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六榕路。“六榕路?不是有座六榕寺吗?”阿潜惊喜地问。“是啊,”我说,“我和你一样,几十年也没有进去过。”“进去参观参观。”阿潜说。于是,我们很快找到了六榕寺。阿潜虽去国多年,但对中国的经典文化仍铭记于心。有关六祖慧能的故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由于是傍晚,我们没有买票也可进入,但不能登塔。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刚好遇到僧人诵经(晚祷?),一旁有不少善男信女双手合十,也在随之和唱。我们既入了乡,也只得随俗,亦双手合十,眼睛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不过,念了一会,不知他们何时了结,于是中途逃学了。我们又来到寺中一处园子,里面有不少参天大树。内中是否有六棵榕树?我们一下子未能辨别得出。倒是有一株古老的银杏,令阿潜费去不少“数码”。

  无意中参观了一处寺庙。所看到的内容是不多的,但也引发出不少联想和感慨。人生在世,是否冥冥中有主?三十七年前,如果不是阿潜表示坚持不上山不下乡,我很可能跟他去到同一地方落户,那么,我的命运可能又有不同;如果阿潜一念之差与我们去了雷州,他如今或许是位公务员,或许是位教师,正在中国的某个城市某个单位为四化建设作贡献。唉,或许上天早已为我安排了一条稍有曲折的路,为阿潜导演了几幕波澜起伏的悲喜剧。而我们两人后半生的交叉点,上天则安排在这六榕塔下,他要我们在僧人的诵经声中,悟出前世今生。

                                             (四)

   晚上,我们仍在工会大厦的餐厅用餐。写用餐之前,先写一段小插曲。我们刚步入餐厅,则看到曾民乐同学与一少妇同桌,倾谈得正投入。凝视那少妇,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斗胆上前惊醒曾兄,方知那少妇即刚下飞机之 冯秀英。以前在处理老三届同学相片时,见一美妇,年约“三十余”。心想,生活在美国,兼有大量“雅芳”等产品保护,不嫩才怪。待我见到真人,还不是原形毕露?这回,冯女士的确原形毕露了,但的确难以和超过“五十”的老妇联系,只好盛赞她驻颜有术。 冯秀英虽只有初二“学历”,但文笔了得,我早已在网上领教过,赞美过。此刻大家见面,很是高兴。为了不影响他们同学谈心,我和阿潜到另外一桌。

  晚餐,我点了多个家乡菜,其中有一个菜——番薯苗。番薯苗这东西,以前不是饥荒,谁会去吃?想不到现在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好吃,太好吃了,回国就是想吃这样的东西!”阿潜边吃边赞不绝口,让人怀疑他是从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回来的。可惜,他怎么“饥饿”,肚子的容量也有限,每道菜,都只能吃了一半。

  饭后,按照我们的计划,是到长堤一带夜游。我们沿着越秀南步行至珠江边。在此,要插叙一事。白天,刚下飞机,在进城的路上,宏守基同学就一边开车一边叮嘱阿潜,千万要注意身上的财物,说广州的治安糟得很。这些话,让我不快。我认为,阿潜刚回国,应该给他多宣传家乡的巨大变化,国内的大好形势,怎么尽说这些扫兴的话?不料,到了工会大厦,洪总更是严肃地叮嘱阿潜,千万千万要注意财物和自身安全,还说:“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管他是问路、借手机、借钱……”这就让我更不快了。阿潜在外国养成的良好公德,莫非回到中国就得抛至九霄云外?更令我不安的是,到了昌兴街,阿潜的周姓亲戚叮嘱他同样的话……所以,弄到“乐观主义者”的我也觉得“天下有贼”,在穿过 东堤那天桥底时,也紧张兮兮的,随时准备与歹徒搏斗,以保护身边的“外籍人士”。幸而,恐怖的事并没有发生,长堤上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我没有到过外国,不知塞纳河、多瑙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两岸的风光如何,但广州的长堤,应该勉强可以与香港的尖东、上海的外滩比美吧,或许还比一些外国城市的内河更美丽吧。从阿潜的赞叹声,我可以作出这个判断。以前,在珠江上,只见一座海珠铁桥。所以,当阿潜身处江滨,即显得糊涂了——怎么这么多桥?哪一座是海珠桥?以前,只有河南望河北,如今,南北皆可望,皆有景观。以前,长堤上只有微弱的灯光,配以少许的霓虹装饰,如今,高楼大厦上的灯,路灯、霓虹灯、汽车灯、射灯等,使得四处如同白昼。以前,珠江河上有许多小艇往来穿梭,使得珠江显得很狭窄,如今,只有“珠江夜游”的观光轮船在行驶,河面显得开阔清洁……阿潜边走边拍照,兴趣甚浓。到了天字码头,我们想坐一坐“珠江夜游‘的观光船,但是,那里人山人海,阿潜感叹:“国内的人的确富了,以前珠江夜游也属奢侈之事呢!”到了海珠广场,阿潜似有点印象,有点记忆,他举头远望,问道:“可还有小太阳?”我笑笑,说:“太阳早已陨落了!”原来,1965年,在中国出口交易会那大楼的顶上,安装了一盏大灯,把整个广场也能照亮,称之为“小太阳”,引来万民仰望。阿潜记得,和我也来望过。那“小太阳”,虽只是一件科技产品,但也反映了当年国泰民安的现实。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那美好的一切……

   “长堤和海珠广场都比过去热闹多了,”阿潜说,“但是情调却变了。还记得吗?以前,人没有这么稠,灯没有这么亮,车没有这么多,漫步在长堤上,正是谈心的好时候,看着河中的点点渔火,听着蛋家人的夜歌,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如今,只有避人,让路,来去匆匆,难怪不见有情侣模样的人出没。”我又笑笑,说:“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而现代人,许多又不懂得清风明月的传统享乐方式,反而热衷于泡在空气浑浊的歌厅、震耳欲聋的酒巴、还有高消费的桑拿屋、洗脚房……”“当年,我们在沙面,对着白鹅潭也能坐一夜,多惬意!”他说着,仰望夜空,似在追忆什么。我说:“人们以为,在美国,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夜夜笙歌,醉生梦死吧。”他说:“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尤其注重家庭生活。我们华人,又更注重传统文化。”

  我们沿着泰康路,一直步行到北京路。“步行街”这种形式的街道,阿潜在广州生活时,当然没有;他说美国似乎也没有。到了北京路,他当然一点记忆也寻找不到,但还记得“禺山市”“李白巷”“高第街”“八珍”以及某内巷中的厕所。阿潜最感兴趣的是“青年文化宫”,因为他曾在那里的电影院做了三年的“带位员”,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回忆。“在美国,我常常梦到青宫,现在终于可以再看到它了。”阿潜兴奋地说,让我隐约觉得他在此曾有过一段艳史。“青宫”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看电影,听故事,观展览,滑雪屐(溜冰),是一个真正供青少年娱乐的健康的好地方。我以为“青宫”已不复存在,想不到还能找到,不过,与过去已有天渊之别,现在似乎只剩下一家豪华电影院,其他什么也没有。阿潜大呼:“我的梦完了,我的梦完了,以后再也不会梦到青宫了……”                                                

   离开北京路,我们坐出租车回到工会大厦,与同住在一层楼的冯秀英同学等谈了一会儿话,便回房休息。是夜,我和阿潜住在酒店的同一个房间,这种感觉很陌生,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在酒店同住的事;但是,又象很熟悉,因为毕竟我们同过房睡觉,如在学校,如在梁清堂(农忙时的一个村子),如在昌兴街,如在大沥……阿潜实在累了,坐了二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又走了半天加一晚,所以,睡下不久,即鼾声微作;而我似乎多愁善感,想到了许多,许多……

                                                 (五)

   次日(10月3日)早晨,我们在酒店附近的一家小食店吃早餐。为何选择那里?因为阿潜发觉那里有拉肠(粉)、有糯米鸡、有烧鹅濑(粉)等。这是在美国不容易吃到的食物。饭后,我们要到佛山的大沥镇。

  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沿着东风路往城西的方向奔驰。沿途所见到的景物,是阿潜完全不熟悉、而我也不大熟悉的。直到了“双桥烟雨”,我们才似乎有了一些印象。阿潜为何要去大沥? 一路上他神色凝重,我也很少撩他说话。我闭上眼睛,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许多事……

   1970年7月底,到了农场快两年的我,才获得第一次的为期12天的探亲假。我风尘仆仆回到广州后,看到父母还住在那越华路小东营的屋子,身体似乎也还健康,感到无比的欣慰。此时的我,变得重色轻友(甚至轻父母),次日即迫不及待地赶往某县的一个农村,去会见在那里落户的、而让我思念日久的一位姑娘。当我数天后再回到广州,才想到去联络阿潜。我趁着朝阳,步入昌兴街,登上那熟悉的楼房,敲响那扇木门。然而,开门的竟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我愕然,问:“刘……”那张脸说:“他们是牛鬼蛇神,被赶回乡下了!”说完,门呯的一声被关上。我不禁长叹一声:我原来的处境比阿潜糟糕,谁知现在他比我更糟糕了!我忘记了托谁给他带个口信,告知我回来的消息。大概一两天后,阿潜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他骑着一部破旧的自行车来,满面春风,完全看不出“落难书生”的样子。“走,我带你到大沥去!”于是,我又离开家,坐在他的自行车尾架上,沿着中山路直往城西而去,如同现在的快乐少年去郊游一样。一路上,他跟我诉说家庭的变迁。原来不久前,父母双双被“革命群众”挖了出来,斗争了一段时间后,大概有些“造反派”急需房子住,于是,将他们两位老“反革命”扫地出门,扫到南海大沥刘氏故乡去……

   我们一车两人,骑过那“羊城八景”之一的“双桥烟雨”,进入了南海县的地界。那时的广佛公路虽然很狭窄,但是汽车也不多,足够让阿潜时快时慢地悠闲地蹬踏。公路的两旁,都是连片的田野,用“稻浪翻滚”一词也很合适。也不知骑了多少时间,拐了多少个弯,我们终于在日暮时分在一条村子的一所灰白的旧房子前停下。踏进门内,阿潜首先大声问:“你们看看,我把谁带来了?”透过昏暗的光线,我惊讶地看到,原来住在昌兴街22号三楼的那一屋子人,都在此地重现!我鼻子一酸,又一次感到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滋味!

  (  我的这篇文章,原计划是一篇短文,一两千字即可结束,然而,当我敲下一两小段文字后,我即感到,我和阿潜的交情,我们的这次难得的 聚会,实在不是一两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于是,越写越详,越写,心潮越激荡,越想到“前世今生”的许多事,所以,写到现在,才写到第二天早上的“大沥之行”;而且,又停顿了多天,仍未能续上。今天收到一位不知名的校友的邮件,他叫我看看“百度搜索”中的留言,我上去一看,原来有三条,内容如下:“你的耕耘,我们的收获。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品格高尚的作品。你的文笔,你驾驭语言的能力使我十分佩服。你在工作之余不辞劳苦为大家服务的精神,难能可贵。期待你有更多更新的作品,以馈读者。”  “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金秋时节故人情》写得太好了,很感人!期待你下一篇的‘继续’。分享你们的故人情,也分享作品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 我忽然醒悟,原来我这篇文字,实在不仅仅是属于我和阿潜的,也有其他同学在等着看,在分享我们或悲或喜的那几天的感受。我感到惭愧,甚至要自责了。我之所以停顿下来,也是情不得已,这段时间,我校正准备省一级学校的评估验收,我负责许多工作;我镇正准备举办一个国际食品洽谈会,其中一项是出版一部“诗词集”,我是个副主编之一;我自己有一部旧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约好再版,最后的修定工作我还未能做好……于是,“故人情”也只得停一停。事务太多肯定不好,但是,对我们这类“时日无多”的人来说,能有工作做,还能做些工作,还会有人重用,则是最大的幸福了。所以,能为同学,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也应是“老三届”所追求的境界 ,还去关心什么报酬,计较什么名利?《故人情》未能续写,倒增加了一段题外的文字,权作致谢,也当解释吧。

   看到屋内的情景,我忽然想到了辛弃疾的一首《清平乐》词。词的内容如下:“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首词出现了三个“溪”字,似是败笔,但是,也许辛老正是要突出这家农户住在溪边的特点。一千年前的南宋时期,社会不可能很先进,然而,通过辛老的这首词,我们也能看到某一地区某一时刻的欢乐祥和的景象 :这家人,老的相濡以沫,还打情骂俏;当儿子的,又个个勤劳,多好!虽住的是茅屋,吃的肯定也是粗茶淡饭,但起码乐也融融,平平安安。然而,我眼前的这一家子,虽也是生活在农村,但是,刘老先生和刘老太恐怕已没有心情“相媚好”了;那大儿, 读的是“师范”,但此刻闲坐家中,不会去思考“传道、授业、解惑”那“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吧?二儿,我已记不起当时他在做什么,似乎在举哑铃?三儿,即阿潜,正和我一道回来,就不说了;小妹,似乎在听收音机?最喜的还是小儿,见到有客人来,很懂事的跑到菜地去摘几棵新鲜的蔬菜回来……如果忽略那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家人,这种情景,用“乐也融融”来形容也是挺合适的,只是,如果当你知道这家人,老的正受贫下中农“监督”,当儿女的,或“失业”或“失学”,全都呆在家里“吃闲饭”,那就感到难受了。

  晚饭的情景,还是愉快温馨的,毕竟是“有朋自远方来”。吃的是农家饭菜,肉虽少但菜多而新鲜;那米,并非是储存了三年的“备战米”,所以煮出的饭特别香。饭后,大家围坐谈话,所谈的内容如果我详细写出,我肯定是个骗子无疑;大概 会有些这样的话:刘老先生问:“你父母还好吧?”我答道:“还好,还好!”“还能呆在广州就好。总会雨过天晴的。”刘老太说:“被赶回乡下,他还很乐观呢,把这破屋子叫做‘拾香园’,自己自号‘拾香老人’,迂腐得很!”刘老先生说:“我在园子里种了许多花,花开之时我欣赏,花落之时我拾香,管它冬夏与春秋。”“对,文人也应有骨气!“我赞叹道。一会,我看到那大儿,就着昏暗的灯光,正在看一部很厚的书。我凑过去看看,几乎吓得我倒地!那是一本俄文版的书!见我惊讶的样子,大儿说:“那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惊讶地问:“天呀,这书中文版也难看,你竟然能看原文的?”“借助词典吧。”“中苏都在打仗了,还读俄文书,有用吗?”“学了六七年,还是不要荒废了吧。”他的话似乎也是在批评我,因为我也学了五年,此时只记得“哈拉索”和“希巴希巴”两个单词!

  晚上,我和阿潜在他家的一个小阁楼,同榻而眠。我问:“你们一家都似乎没有了经济来源,如何生活?”他说:“靠在美国的亲戚寄点钱回来。”“你们三兄妹在农村,能解决自己的生活吧?”他说笑着回答:“开工反而要倒贴钱,所以我们很多时回广州。”“现在正是农忙时候,你们都回来了,似乎不好吧?”我一脸正气地问,同时也想起了正在农村“双抢”的女朋友。阿潜叹一口气:“在农村,我是分配和妇女老人一起劳动的,在那里还会有什么前途?我能够把青春和生命葬送在那里吗?”是啊,我自己虽也瘦弱,但也经常与体育有缘,而阿潜则属典型的文弱书生,很难想象他如何干得了那些沉重的农活。我问:“今后怎么办?”他乐观地答道:“未来我已经设计好了……”那夜,我们说了许多话,阿潜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我觉得自己在雷州那农场封闭了两年多,简直变成井底之蛙了。有《西江月(大沥重会象潜)》一词为证:“身形风采依旧,胸襟气度如前。别后征尘话百篇,相聚拾香家苑。    壮志不甘人后,前程已着先鞭。雄谈愧我井蛙眠,世事堪惊多变。

  当我们在大沥镇中心区下了车以后,只见到处是楼房,到处是人群,已分不清东南西北。阿潜用电话与他的一位堂兄联系,对方叫我们在烈士陵园等候。烈士陵园不过是一座街心小公园,不过,那里已聚集了许多大沥镇的居民,在晨运,在打牌,在闲聊。这些不用种田只靠收出租房租即可生活的人,应属于幸福的人吧。在等候之际,我望着那座小小的烈士碑,思绪忽然又飞扬起来。当年的先辈,为了生存为了翻身做主人而造反,而抗争,而牺牲,现在总算还有后人在纪念;而另外的一些人,也为了生存而抗争,而死去,还有人记得吗?

  1972年8月间,我又获探亲假回到广州。期间再到大沥,而这次,除了两老,我只见到小妹和小儿。 当问起刘家几兄弟,当父母的频频叹息,只说“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我看到小妹精神不振,一脸的病态,忙问她:“你怎么啦,好象有病……”小妹叹一口气,说:“我岂止有病,简直是死里逃生!”找了一僻静的地方,小妹给我 先讲了她的故事:

  “……某天,我们从宝安回广州,车上很挤,我只能站在车门边,结果,车开了不久,车门突然开了,我从车厢里摔下地,头部受了重伤,幸好哥哥他们马上送我到医院,不然,我就完了……”看着眼前这位柔弱的女子,再受此一劫,使我悲从中来。“现在我只能呆在家中,什么活也干不了,难为了父母……”小妹轻声地说。沉默了一会,他才说到三位兄长的故事:“……二哥最早走那条路。和他一起去的,是他的女朋友小婉。他们趁着天黑下了水,本来二哥的水性很好,但那晚风浪很大,后来,他和小婉都支持不住了……小婉幸运些,被人救起,送了回来……”我瞪大眼睛,吓呆了,低声问:“难道阿恒就这样……”小妹轻轻点头:“爸妈很长时间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和小妹在黯然落泪。“大哥的大学后来分配工作,把他分配到高州一所小学教书,当他去报到时,当地说,学校还没有复课,叫他先到生产队搞运动。大哥一看那穷乡僻壤,知道无法呆下去,随即想办法逃回广州。但是,他在广州和大沥都无法安身,派出所要抓拿他,于是,他又跑到宝安,找到小婉帮忙,居然让他成功逃到那边去。……至于阿潜,不久也走了这条路。也算他幸运,也到了那边。”“啊!”听到这里,我才松了一口气,三兄弟,总算有两位脱离苦海。“小婉后来也去了,不过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她委身嫁给一位当地的农民,由那农民带他过去。当然,后来,她又离开那农民。”听着那几位青年人的遭遇,我欷噓再三。那次探访,我有没有过夜,已经忘记了,但心情肯定是悲喜交集的,当年,如阿恒那样的青年,逝去了多少?没有谁去计算过,恐怕也不屑于去计算;还记住他们的,只有有限的几位亲朋好友,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吧。

   阿潜的大沥堂兄终于找到我们了。我们坐上他当副乡长的儿子的车子离开烈士陵园,在中途买了两束鲜花。我们先到大范乡刘家的故居。但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周围环境已经变化了,我无法辨认出那房子,而阿潜也只能有依稀的印象。故居进不去,因为租给了一些外来人员居住,而租住者都不在。阿潜只有在外围照了几张相片,以证明曾回乡一游。之后,堂兄和他的儿子又开车送我们到离镇上较远的一处叫福安园的公墓。当时是正午时分,阳光灿烂。公墓很安静,只有我们几个人。坟墓依山而建,占了几个山头。在朝南的一处山坡,我们拾级而上,最后,堂兄带我们来到了刘亮虞老先生的墓前。阿潜在父亲的墓前静默了一会,然后,把鲜花摆放,哽咽地喊道:“爸爸,我回来看您啦……”于是,跪在墓前,叩头致祭。我在一旁,把这海外游子回乡祭父的一幕用相机拍下。

   我们站在墓前,远眺田畴河川。阿潜感慨地回忆:“三十三年前的那一天,父亲送我到巷口,停下来,我边走边回头,看到他高举着手,不肯放下……我们都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我也回忆起,1974年底,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大沥探望他们两位老人家。其时小妹在家,他告诉我,阿潜刚移民去了美国……她转交给我一封信,是阿潜刚去美国不久寄回来的,记叙了他刚到美国的见闻和心情。这信我一直保存着,成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了。由于信比较长,就不便在此引用了。此外,我有一首旧作五律记载了那次大沥之行,尤其是描写刘老伯的,诗云:“七三刘老伯,归隐拾香园。花朝闻翠鸟,月夜听流泉。冷语无耿记,奇书亦喜掀。凡间多怨苦,佛地作神仙。”这首诗表现了刘老伯归隐乡间的恬逸生活与心情,但这种“恬逸”,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刘老伯于1984年去世,其时,我远在湖北异乡,并不知其事。呜呼,由刘老伯,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父亲,他于1975年在乡间去世,如今也是孤独地留在乡间的土地,而他的子女们都远在四方……

  扫完墓后,阿潜要请堂兄及堂侄吃饭,不料堂兄说:“如果以前你回来,肯定要你请吃饭,现在就不同了……”于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一家叫鸿福山庄的酒家。当副乡长的堂侄说:“这是我的食堂。”那一顿,我们吃了许多美味。其中有一道菜,是炸禾花雀,主人说,吃了禾花雀,冬天时脚底都是暖的。我看到阿潜吃了多只,忘记了在美国养成的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等意识,也忘记了禽流感的威胁。

  吃完饭,本应回广州,不料堂兄他们说,那里离佛山已很近,不如顺便到佛山一行。我们想,有车也方便,于是,这天的行程无意中多了一个项目。阿潜当然去过佛山,但时隔三十多年,怎么还有印象?就是我,稍有印象的,惟有那祖庙了。这些年,大概我们大家见到的庙宇都比较多了,所以佛山祖庙也不希奇了。我们就是在那祖庙转了一圈,算是“到此一游”吧。

   之后,堂兄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广州芳村,才回去。下车后,阿潜看到那里有一个花鸟市场,便执意要去看看。于是,从来也没有进去过的我陪着他转了一圈,那玫瑰丁香、相思画眉、金鱼乌龟、国画书法、家具饰物,样样东西都很不错,令人爱不释手。阿潜连声说很便宜,但是可惜带不回去美国。太平盛世(后来发生在该市场的打架砍人的事除外),中国人也有闲情逸志去改善生活的素质了,阿潜说他作为海外游子,也感到欣慰。

   之后,我们在芳村地铁站坐上地铁二号线。这一意外的项目,使阿潜又能领略到广州地铁的风采。在香港、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人,对地铁肯定很熟悉,但是,广州的地铁因为新,领先于世界,反而让阿潜开了眼界,连声说:“很好,很好,很先进,很先进,比美国的地铁还舒服!”。

   我们在农讲所站离开。阿潜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德政北路某号。我们到了那里,阿潜要找的房子依旧存在,只是有一铁门紧锁。“这地方我住过,”阿潜说,“当年,我家昌兴街的房子被没收后,我在广州没有地方住,侨中同学谭铁生收留我住在他家,他哥谭特生是二中学生,和我二哥同学。旧日的恩人我会记住的。”

   我们在长堤海珠广场边的东江海鲜餐厅吃晚饭,然后,漫步回酒店。是夜,躺在床上,我们聊了许多往事。阿潜谈到了他离开祖国后的经历,虽不详尽,我也能了解个大概。他说:“ 到香港后,我和几乎所有偷渡去的知青一样,干着最下等的工作,在酒楼当侍应,在工厂当工人。两年后,我获得去美国的机会。到了美国,情况并没有改变,依然是最下等的公民,干着最下等的工作。每当我在唐人街看到那些饱经风霜的老华人,在晒太阳,在下棋,在打牌,我的心就害怕,我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一样,于是,我暗暗下决心,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唯有读书,读大学!但是,要在美国读大学,谈何容易!不是说钱的问题,而是水平问题,语言问题。我只有中国高二年级的学历,所学的外语又是俄语;从六六年到七六年,我又整整蹉跎了十年,已经三十岁的人,要考上美国的大学并读得下去,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我既然不想平庸地老死他乡,就得发愤图强。于是,工作之余,我拼命地学英语,补数学,补物理等,终于,我考上了 加州柏克莱大学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并很艰难地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没有这大学学历,我就不可能当上政府公路局的工程师,就不可能参与美国多项桥梁公路的设计和建造,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的日子。”

   听了他的经历,我感叹道:“你的经历很复杂很丰富很多彩,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典型,与你的经历相比,我的简直平庸得可怜!什么时候写写回忆录?”阿潜笑笑,说:“我现在已经不会用中文写文章了,英文又未到写作的水平。”

                                     (六)

   10月4日,侨中原高二(2)班的同学上午十时先行在母校聚会。我和阿潜利用十时以前的时间,先到越秀山作旧地重游。

   我们坐出租车先到解放北路的越秀公园正门,从那里进去。越秀公园的变化还不是很大,以至阿潜很容易认出北秀湖边的那条小径。大概我们当年就初具文人的气质,不大喜欢热闹,反而欣赏那段沿湖小径,那里虽靠近马路边,但围墙并非全封闭,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有安全感;小径两旁有竹树掩映,且游人少到,又是漫步兼谈心的好去处。这次,我们特地沿着小径走一遭,可称“寻梦之行”。越秀山上这北秀湖,比起中国其他城市和 地区的一些湖,实在太逊色了,然而,它记载了我们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的许多梦,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的北海、杭州的西湖、无锡的太湖、武汉的东湖等都不可与之相比的。

   离开北秀湖,我们沿着那条熟悉的旧日的上山道路而行。山路弯弯,山路旁的大树仍在,阿潜记得,儿时曾爬树摘果子,被园林工作人员追过。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多幸福,能享有这种乐趣,不象现在孩子,不是被强迫学弹琴学画画,就是沉迷游戏机或流浪街头。阿潜记得,那里从前有一个露出电影场,但现在早就没有“露天电影”这种浪漫的事物了,取而代之的,是那里正在进行大建设,原来正在建设一座占地六千平方米的、类似韩国“总统府”的叫做“青瓦台”的韩国园林。那段时间,广州正在热播《大长今》,想不到“长今热”热到了越秀山,青瓦台与镇海楼共处,不知会产生怎样的建筑艺术的效果。

   经过游泳池,到了镇海楼,看到越秀山体育场。这些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地方。变化最大的当数越秀山体育场,整饬一新,色彩艳丽,已非昔日可比。当年,我曾是越秀山体校儿童足球队和少年足球队的成员,身上有一个“队员证”,可以自由进出越秀山足球场。有时,我们要陪那些“市脚”“省脚”大人练球,可惜那时没有“名星”意识,不会讨一两个签名;有些场次,我们还充当“球童”,在四周检球,或者去拨动那计时的大木钟。上了初、高中,我便“退役”了,但还是球迷一个。阿潜似乎体育方面没有强项,但想不到他也是足球迷。那时,我们都是“南台观众”,也就是现在说的“铁杆球迷”,南看台位置最好,下午3时开始的球赛,观众上午10时就可进场占位置。我们往往10时、11时进场,会耐心等上四五个钟头,看广东队对辽宁队或上海队的比赛。当年的比赛多精彩啊,光是看那“广东五虎将”杨霏荪、黄福孝、关辉晃、程洪深、廖德营,就让你如痴如醉;更不要说那国家队的张宏根、张京天、张俊秀、张均浪、陈家根、年维泗、丛者余、哈增光、胡登辉、黄后军等的精湛技艺了。五六十年代,广东队大战瑞典的尤哥登队、苏联的托姆斯克人队和巴西的马道雷拉队,堪称经典之作。世易时移,想不到,今天,“华南虎”早已肾亏兼阳萎,连“假 A”也打不上;全国赛场,场上踢球的人会比看台看球的人还要多,使我不禁学着阿Q大谈“先前阔”。不过,1966年,我们又曾坐在那熟悉的看台,跟着别人奋臂高呼,去斗争远处那些过去常坐在主席台而此刻挂着木牌弯腰垂头的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王德、曾生们,真有领袖说的“试看天地翻覆”的感觉。

    我们俗称五层楼的熟悉的镇海楼就在眼前。这座过去广州的标志,早已被什么“花园”“世贸”“中天”等取代,除了外地游人会来此照相留念,广州人大概二十年三十年也不会登临一次。我们碍于时间关系,也没有登楼,只在楼前照相而已。离开镇海楼,我们转向五羊石像处。只见那里人流众多,尤其是外地游客。旅行社总喜欢把他们带到这不需门票的地方,让他们照相留念,回去证明自己到过羊城一游。我们也不例外,也在那里照了相。最近有人在报上提议,应把五羊石像搬到海珠广场,让游客容易看到,象纽约自由港的自由女神,象新加坡 海滨的鱼尾狮。但我想,此提议很难获得通过,至少海外游子在感情上就无法接受,因为屹立于越秀山上的五羊,也是他们梦中一景啊!

   游罢五羊石像,我们往回走,沿着体育场,来到了孙中山纪念碑和“百步梯”。站在“百步梯”,仰望纪念碑,阿潜说:“这里最好,原汁原味,一点没有变。当年,我每天早晨都到这里。”我惊讶地问道:“何以每天早上都来这里?”他笑笑,说:“你以为从宝安游到对岸是很容易的吗?没有足够的体力行吗?如何锻炼体力?我的措施是上午跑百步梯,然后打羽毛球;下午到海角红楼泳场游泳……”“啊!”我惊叫道。“当年有许多青年男女都在这里跑,大家心照不宣,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至此,我似乎解开一个迷,以前我常想,以阿潜的体力,何以能劈波砍浪,抵达彼岸?原来,他在曾经多次亡命天涯的中山先生的脚下,练强了手与足的肌肉。我闭着眼睛,设想着当年的情景:光着膀子的少男,身穿短衣的少女,从这条数十年前建成的石梯跑上跑下,一些外国游客感动了,他们赞叹道:“中国的青年人多么热爱体育运动啊!”……

   离开越秀山,我们进入了中山纪念堂。这里当然也是我们的旧游之地。住在昌兴街、越华路一带的少年儿童,大概没有谁不把中山纪念堂作为自己的乐园吧。当年的中山纪念堂,并没有围墙,更不需门票,那里的草地,是我们的足球场,在广中路小学放学后,我们就跑到那里,各占一方,以书包作“门柱”,便展开厮杀。有时候,在有月色的夜里,我们会到那里捉迷藏,欢笑声不绝于耳,父母也不须担心我们被坏人拐 卖去。纪念堂内,我也进去过多次,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观看“革命史诗”《东方红》!当然,还有《长征组歌》,还有东方歌舞团、新疆民族歌舞团等的精彩演出。啊,那的确是“火红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如果不是那场莫名其妙而 又惨绝人寰的“革命”,一切都还是很好的。如今的中山纪念堂,红墙蓝瓦,草绿花红,保养得十分好。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要收门票了。不过,这又是必须的,现在什么人都有,如果不收门票,没有专人管理,就会和其他许多纪念碑纪念馆一样,不是残缺不全,就是被收破烂的部族占为根据地。我们这个民族,有入庙拜神的传统,但是,还没有形成参观博物馆和伟人故居纪念地等 的习惯。

   当我们仍在纪念堂流连时,同学们打来电话,催我们赶快赴会,于是,上午10点钟左右,和阿潜结束了这次“怀旧之旅”。

                                         (七)

   1966年春末夏初,我们正在广东华侨中学读高二。按照正常的发展,我们会迎来一个暑假。到了9月份,升上高三级。当年未闻有“高考复习”之说,整个高三级的一年中,应是正常地上课,然后参加高考或毕业就业,不会象现在一样整个高三阶段用于复习备考,把学过的知识象炒冷饭一样炒三四遍,白白浪费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宝贵的光阴。 当时,全中国除了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天会翻地会覆。于是,我们许多人的读书生涯,到了1966年5、6月便嘎然而止;所以,今天,我们说起高中生活,就常常会对别人说:“我们高二2班……”

   我们高二2班具体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出,大概四十来人;那时的班级,绝不会象现在的班级,人数多达六十甚至更多;男生女生的人数大概各半,也不会出现“政治班”阴盛阳虚、“物理班”“化学班”只有“四大美人”“五朵金花”这样的尴尬局面。那四十多位同学,经过三十余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早年即有一位壮男“投奔自由”时葬身怒海;有两位柔弱的女子已被病魔吞噬;其余的,或生活在国内或生活在国外,或生活得富有或生活得艰难,或有所成就或默默无闻……普遍相同的,是岁月都在大家的脸上刻下或深或浅的痕迹。然而,最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同学之间的情谊仍在;而尤其可贵的是,每当同学聚会时,大家都忘记了自己和对方的“老总”“经理”“处长”“学者”“下岗工人”“家庭妇女”等身份,一下子回到了青少年那时代,只记得那些小名和绰号,而且疲惫的心仿佛也突然平和了,肮脏的头脑仿佛也突然纯洁了……

  当我们登上旧图书馆二楼的会议厅时,我们看到了本地的,以及从新疆,从香港,从美国回来的十多二十位同班同学;金秋聚会的筹委会成员也在布置会场。大家见面后,自然是惊叫,然后是握手、拥抱、叙旧、谈新……有关各位同学的变化和近况,我当然也能写上一些文字,但是从美国西雅图回来的李鹤鸣同学,已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我自愧不如,也就不再重复了。有必要提一提的是,远在美国纽约的同学梁慧生,前段时间因妻儿要移居美国,有些手续要办,我帮了一些忙,这次他因家庭情况不便回国,托高保罗同学给我带来一些钱物,我借此文向他致谢。同时,我也想重申,同学友谊纯真可贵,海外同学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不必有什么顾虑,不必计较什么礼节。

   座中还有我们当年的体育教师、副班主任李仰武老师,八十高龄腿脚不便的他特地从美国三藩市回来参加这次聚会!在上个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李老师是广州、广东乃至全国篮球界的权威,走了一条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路子。不知他在美国有没有辅导一下姚明,教他打得再聪明一些,灵活一些,不要让麦迪把锋芒掩盖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泰康路的一家酒家吃午饭。席间,大家畅所欲言,尽欢而散。中午的聚会还只是小聚会,晚上省工会大厦餐厅的聚会才是高二2班的大聚会。所以,午饭后,大家移师到省工会大厦,聚在阿潜和我入住的房间,以及别的同学住的房间,继续谈天说地,回忆旧事,互相取笑。

   到了晚上,有多个班级都在工会大厦聚会开宴,其中人数最多的当数我们高二2班。除了上午参加聚会的老师同学外,班主任谢孟禄老师来了;詹康年、梁成绍、叶思铎来了;彭纪立、黄炳权、梁正元、司徒国正等来了。如果说,上午的聚会还带有一点当年“派性”的阴影,那么晚上的聚会,则可以说是“大团圆”了。这种场合,“吃”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大家还能见上一面!同学一场,也是缘分。和我们最要好的远在纽约的梁慧生,以及近在香港的秦新仁未能参加,是一大遗憾!看到这热闹的场面,我忽然想起了四十年前,即1966年的那台《英雄谱》。

   1966年上半年,记不起是为了庆祝元旦,还是春节,还是五一,还是五四,总之学校要搞一次文艺汇演,每班出一个节目,才女温妮以及被发现稍有点文艺细胞的在下,受命策划我们班的节目,我们经过多天的商议,舍弃了合唱、舞蹈、话剧等形式,决定搞一个有唱有演有对白有造型的“四不像”的节目,名曰《英雄谱》。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表现“英雄”最合时。当然,彼“英雄”不是当代张艺谋之“英雄”,是实实在在家喻户晓的“英雄”。由于年代久远,我已难以记得当年分配谁谁谁扮演某某某角色了,偏偏细心的杜小钰保留了当年的几张“剧照”,使我能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出演“英雄人物”的有如下同学(按英雄牺牲的时间为序):梁慕琼演刘胡兰、吴剑湄演江姐、蔡为霖演许云峰、李鹤鸣演罗盛教、莫宝珍演向秀丽、司徒国正演焦裕禄、张昌育演雷锋,秦新仁演王杰、郎仲光演欧阳海(《从维新路到瘦狗岭》一文误为“匪兵甲”),彭纪立、区荣新演解放军战士,梁顺仪演科技工作者(?)……当年的“英雄”留下照片,但是与英雄对立的“反动派”就不可能留影了,只记得梁成绍演阎锡山匪军“连长”、刘胡兰的杀手!还有“匪兵甲”和“匪兵乙”,不知何人出演,只有靠他们自己“坦白从宽”了。没有担任上述角色的,不要以为就是“打杂”“跑龙套”的,他们要么在前台跳舞,如杜小钰、何启佚等女生;要么在一边伴唱,估计有詹康年、梁慧生、张国胜男生等。这台“四不像”的节目,居然被学校看好,后来扩大阵容,参加全市的中学生汇演,地点就在中山四路的广东省实验中学,有“英雄”们在省实验中学操场的留影为证。至于时间,杜小钰同学肯定地说,是文革前的一个星期——1966年5月30日!诸位回忆一下,文革的“号角”是《五一六通知》,真正“停课闹革命”,也大概就是6月上、中旬吧。《英雄谱》是我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也是值得记忆的美好往事。如今两位编导尚在,大部分“英雄”包括“匪连长”也在座,所以当晚的聚会称为“英雄四十年后再相逢”也是挺合适的。

                                             (八)

     10月5日,是侨中老三届金秋大聚会的日子。上午,在维新路母校,举行大会。与许多现代化的中小学相比,广东侨中的校园就太小了,尤其是那会议厅,更是小得可怜,最多只能挤进三四百人!所以,这次金秋聚会首先就受到场地的限制,致使有的同学想参加也难。另外,我们也无法邀请更多的兄弟学校的代表参加,只邀请了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原华侨补校的老三届学生黄仁生先生。上午八九点钟,各班同学便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汇集带维新路母校的校园。负责接待的同学开始忙碌了。我也是八点半钟左右来到了会场。见到了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老师及同学。

    十点钟以后,大家分班级坐满了会议厅。前排的座位,坐着学校现任的领导和旧日的老师们。会议厅的多媒体屏幕上,显示着“广东侨中OLD3”网站的内容。大会的司仪是郎仲光、王家义和温妮。郎、王二位是“老总级”的人马,见惯大场面,做司仪当然难不倒他们;而温妮,则是新疆乌鲁木齐电台的专业人士,做司仪不过是当演出。有了这样强劲的司仪阵容,大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大会首先请侨中现任校长讲话。筹委会成员、画家黄卓銮同学向母校赠送国画,向同学赠送“百岁同乐”的字幅。我也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代表全体国内的同学在大会上讲话。我虽然也曾有过多次向全校学生或教师讲话的经历,但是,以一位老校友的身份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上讲话,还是第一次,幸而有讲稿作后盾,普通话也不算太糟糕,自我感觉还过得去。我的讲话重点是感谢母校及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和培养。黎康乔则代表海外的同学讲话,重点谈到如何利用老三届网站联络感情的问题。下一个环节是现代网络的演示。我们在现场,与远在美国的同学联系通话,使不懂得电脑和网络的同学有了新鲜之感觉。而这个环节,被黄仁生先生评价为“有别于一般校友聚会的新鲜内容”。在演示的过程中,曾出现不畅顺的情况,我也着急,提示宏守基同学“半途而废”算了,但是,宏主席毕竟是“经理”级的人马,够镇定,沉着指挥解决了难题,使得演示顺利进行下去。接着,是同学们的文艺表演,有来自加拿大满地可的李宗麟同学的吉他弹唱英文歌,来自美国西雅图的李鹤鸣独唱《三套车》,来自香港的周少芝女声独唱《滚滚红尘》,来自新疆的温妮朗诵散文诗《中国制造》,还有杨培基同学以男高音独唱《青藏高原》,一位初一同学清唱京剧选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节目演出顺利成功,也有赖杜小钰、何启佚两位“舞台监督”。大会之后,是大合照。要想使得四百多位与会者在正午的太阳光下聚在一起成功地照一个相,这难度恐怕与指挥淮海战役差不多。在艰难的聚拢过程中,我也曾提示宏主席,不如取消这一环节,但还是宏主席有魄力,其他筹委会成员也积极配合,终于把四百多师生相聚于教学大楼前,拍摄了一张空前大概也绝后的“大合照”!

   余下的时间是吃午饭,参观校园,随意照相。我在1961年9月踏进这学校,1965年7月离开,在这里度过了初中三年和高一学年。那教学楼,那操场,那图书馆等还是很有记忆的。下午,部分同学乘坐筹委会特地租来的旅游大巴到 天河区的瘦狗岭母校。那瘦狗岭母校,我自从1968年11月离开以后,从来也没有回去过,真的很难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当车子停在马路边的一幢大楼前,我们下车后,举头仰望,我才依稀回忆起,这就是当年的教学大楼!那么,足球场呢?礼堂呢?饭堂呢?教师宿舍呢?学生宿舍呢?那条叫林和庄的村子呢?还有远处的瘦狗岭呢?铁路呢?天河机场呢?……原来,瘦狗岭母校,除了剩下那幢教学大楼, 被什么机关使用着,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只有在它附近照照相,连大楼的全景也无法照到。至于以前在不远处高高卧立着的瘦狗岭,现在被高楼遮蔽,发现它时,只觉得它渺小得如同一抔泥土而已。 啊,瘦狗岭的侨中母校,你只有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离开瘦狗岭侨中母校,按照筹委会预先的安排,部分同学,尤其是从海外归来的同学,乘坐旅游巴望城南而去,经过番禺区,一直到达“绿色农庄”。早在去年底,筹委会成员就到过这绿色农庄来探路,觉得这里距离广州市区不算远,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有农家风貌,在大都市呆久了的人,最适宜来此小憩。当我们到达绿色农庄时,正是日暮时分。我们就坐在鱼塘边的露天“餐厅”吃晚饭,觉得别有一番风味。这时夕阳已西垂,西天尚有淡红的霞彩,凉风吹拂着鱼塘边的垂柳,鱼塘中有田田荷叶,数朵荷花点缀着,不时有鱼儿翻腾起涟漪,发出响水的声音。席间,同学们频频举杯,互相敬酒,共祝友谊。

   饭后,大家在农庄的客房安顿,稍事休息及洗澡。之后,我和张继振等同学在户外谈天。张同学是位商人,常回祖国做生意,虽然工作忙碌,但是他热心于同学之间的交往和各种活动,也很关心老三届网站的建设,给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与此同时,其他同学已聚集在一间大的卡拉OK厅,正引吭高歌并翩翩起舞。音乐声也把我们引到那里去。我们老三届,虽然没有经过什么“素质教育”,但是,无可否认,综合素质都是比较高的,歌唱得好,舞跳得妙的同学不少,所以那麦克风一直没有停过。而且,我注意到,同学们所选的歌曲,都是悦耳动听的经典,没有当今“流行的”周杰伦式的不知所谓的破玩意儿,以及“老鼠爱大米”“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之类的庸俗货色,说明同学们的欣赏水平都很高。我虽曾有“情歌王子”和“歌王之王”的美誉,在那天晚上,尽量让同学们尤其是从海外回来的同学,以及远道回来的温妮等同学多唱几首,尽情欢乐,我自己很少登台。至于跳舞,并不是我的强项,那是高保乐、洪子群、杜小钰、何启佚等人的天地,阿潜也不时转转“慢四”之类。我发现从自由世界美国回来的同学,也并非个个会跳舞的,那小毛就整晚与我坐在一起。“美妇”之中,刘竞芳偶尔显露舞姿,那冯秀英哪里去了?……还有文抗生夫妇等,似乎也不见 出现在舞池吧?……

   歌唱及舞会之后,已12点,还有一顿夜宵享用,虽只是粥品,但也十分可口。是夜,我和刘象潜、高保乐、李鹤鸣同一间房,由于人多房少,我们四个人只有三张床。高同学和李同学都是高大体壮之人,自然,同床共眠的就是我和阿潜了。我也很感激这种安排,因为老天让我们在三十多年后,再度有机会同床共眠。那一夜,我有不少感想:这房中的四人,本来出自同一个地方,同是广州人,但是现在,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国籍;这房中的四人,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同学,知青,但最后的归宿不一样;这房中的四个人,数我是最胆小的,他们三位都曾与海浪搏击过,用他们的赤脚踏上另一块土地,而我却没有这种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我可以找到一点——这四位年近六十的男人,尽管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尽管他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他们都希望祖国更加强盛,更加民主,更加文明。

    次日早上,是自由活动,座谈,照相等。由于我还有本职工作,不得不于中午11点左右离开绿色农庄回中山。05侨中老三届金秋聚会活动,我只能参与至此了。

                                          (尾声)

    本来,这篇《金秋时节故人回》的文章可以结束了。但是,两天之后即10月7日下午,美国香港及国内的高二2班的老同学,以及洪子群、蔡丽嫦等侨中同学共十七人,乘坐两辆面包车到中山我家探望我,使得我的寒舍顿时生辉。如此,也使得阿潜此次回国能了却他的到我家探望的心愿,亲眼看到我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工作环境。晚上,我们在镇上的津津餐厅吃晚饭。饭后,我与阿潜以及同学们拥抱道别,依依不舍。 数天之后,张继振同学也在宏守基的陪同下,到寒舍拜访,使我更加感受到张同学真个是重情重义之人!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0月9日起,部分同学,尤其是美加回来的同学又要参加国内四天游,而我因有工作在身,无法参加这一活动,只有提早离开这丰盛的筵席了。

   广东华侨中学老三届同学05金秋聚会,是一次成功的聚会,令人回味无穷的聚会,今后,不知还有没有可能组织如此的聚会了。 在彼此分手的一刻,大概我们还不至于产生“明年此会知谁健(杜甫诗句)”的感慨,但是,“五年此会知谁健”“十年此会知谁健”就难说了。不管怎样,还是衷心祝愿同学们,记住“百年同乐”的口号,保重身体,保持愉快的平和的心境,活得健康,活得精彩;更让我们在维新路和瘦狗岭母校结下的深厚友谊,长伴着我们今后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

   最后,谨以三首七言律诗作为全文的结束吧:

参加广东侨中老三届金秋聚会(10月4日至6日)

金秋十月艳阳天,喜见同窗聚故园。旧日音容犹可辨,今时姓氏已难言。讴歌慷慨怀青壮,执手欷噓说梦烟。不服老衰寻乐趣,农庄夜半舞翩跹。

赠象潜(10月2日至6日,在广州与象潜相处五日半)

乙酉秋日故人回,三十五年鬓已衰。未辨羊城新面貌,尤珍故苑旧庭台。昌兴大沥人何去?越秀珠江我再来。异日相逢霜更重,陈刘甲子共花开。

喜迎老同学来访 (10月7日下午,美国香港及国内老同学17人来黄圃访我)

金风送爽远山青,喜见同窗到我庭。追忆当年游戏事,流连今日笑谈声。雄心一颗成春梦,美酒三杯焕激情。大海汪洋休阻隔,音书每月报安宁。

                                                        2005年12月